都市肇始的日常

几千年的中国文学长廊中，有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奇，却少有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和平常日子，也即格雷亨·葛林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以至于张爱玲将18世纪《红楼梦》的成功解读为对“爱情荒”的中国文学传统的突破，而同样受其推崇《海上花列传》(以下简称《海上花》)尽管“第一个专写妓院”，并以“禁果的果园”填写“百年前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①，却终因种种原因而不被世人了解，这是她甚为惋惜的。张爱玲对于这些小说理解的背后当然有相似文学观念的遇合，也的确指出了《海上花》这部吴语小说的某些特异之处。

《海上花》作者韩邦庆，字子云，松江人士，因屡试不第，常年旅居沪上，曾任《申报》撰著，“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胡适《海上花列传序》)，多年流连花丛的经历直接促成了以纯粹的吴语专写妓院欢场的小说实验。到1891年秋时该书己有24回稿，自1892年2月起，在作者创办的一本个人小说期刊《海上奇书》(由申报馆代售)上分期连载，每期两回，每回配插图两幅，同年10月刊物出版至第14期时停刊，此时己连载《海上花》前28回②。十四个月后也即1894年初，共计64回的《海上花》单行本正式出版。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不如今日之尊贵，于是署“花也怜侬”，同年作者以39岁卒世。

专写妓院的小说在19世纪中后期发展繁盛，并发展成狭邪小说这一特别门类。较早的有邢上蒙人的《风月梦》(1847年)，陈森的《品花宝鉴》(1849年)己开始描写妓女个性，稍后的有魏子安的《花月痕》(1859年)、俞达的《青楼梦》(1878年)气同时代的有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1898年)、自署抽丝主人撰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1898年)、二春居士(阿英考证即是李伯元)的《海天鸿雪记》(1904年)、《海上尘天影》(1904)、张春帆的《九尾龟》(1910年)①等，从黑幕小说中脱胎的狭邪小说，尽管已经将“上海”置于小说的核心角色，但大都止步于“缥界指南”，不是理想化的“溢美”便是夸张失度的“溢恶”，少有文学的探索。韩邦庆的《海上花》尽管同样聚焦妓院这一传统欢场人生，却“平淡而近自然，记载如实”(鲁迅语)地再现了伴随着都市化进程而悄然发生变化的都市日常生活以及都市肇始之初被欲望和金钱攫取的洋场世相。从生活方式变迁的角度来说，它展示了金钱和欲望对于都市民众道德观念和情感生活具有强大甚至摧毁性的影响力以及对于都市日常生活的渗透力，再现了智性与感情、欲望与金钱纠结下的早期都市心理图景。